1987年春天的某一天，住在广东海丰县（今汕尾市红海湾区田墘镇）的一位90多岁的老人，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件。

这封信明显比一般的信件要大，且信封上没有寄信人的地址。老人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，发现里面并非普通的信纸，而是一本文字精美的16开杂志——上海《文汇月刊》。

老人和子女们对这突如其来的杂志感到十分疑惑，直到他们翻到一篇带有折页的文章，心情忽然变得异常紧张。文章题为《赫赫而无名的人生》，是一篇深情的报告文学，讲述了我国核潜艇总设计师——黄总设计师的传奇人生。

随着文字的深入，老人和子女们眼眶渐渐湿润，激动的泪水滑落面颊。老人眼含热泪，反复对孩子们说：“这一定是三儿，这绝对是三儿！”子女们听到这话，眼泪止不住地点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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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，出于保密需要，文章并未直接写出“黄总设计师”的真名。但细心的老人从“他的妻子李世英”几个字里找到了线索，坚信这正是她那三儿子——黄旭华。

这时，老人终于明白，那个离家三十年几乎断绝联系的三儿子，实际上是国家的核潜艇设计功臣。

那段日子，老人反复阅读这篇文章，每读一次，泪水便一次次浸湿衣襟。

她从未想到，曾被家中兄弟姐妹指责为“不顾家、不孝顺”的三儿子，竟是在为国家肩负如此重大的使命。

想到这里，心情复杂的老人把子女们叫到一起，只轻声说了句：“三儿的事情，你们都要理解，必须谅解。”说完，她又一次泪流满面。

那么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黄旭华这位老人三儿子到底是何许人也？为何他离家三十年，与家人几乎断绝联系？今天，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我国核潜艇之父——黄旭华，了解他光辉而卓越的一生。

黄旭华原名黄绍强，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行医的家庭。受家庭影响，幼年时期的他曾立志继承父母的医业，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良医。

然而，在艰难的求学旅途中，黄旭华深刻感受到国家的弱小和人民的贫困，逐渐改变了志向。彼时正值全面抗战，他小学毕业后面临无校可读的窘境。年仅14岁的他，毅然离开家乡，徒步跋涉四天三夜，来到因战乱迁移到山区的百年名校——聿怀中学。

不料，山中校园依旧频繁遭遇日本侵略者的轰炸。每当防空警报响起，黄旭华和同学们便匆忙涌入防空洞，躲避空袭成了他们每日的必修课。

他曾回忆道：“心中燃烧着一股屈辱和愤怒，忍不住问自己，为什么侵略者能如此猖狂？为什么我在自己的土地上找不到一处能安然读书的地方？”

深感医术无法根本改变国家贫弱的现实，黄旭华立志学习先进科学技术，制造强大武器，捍卫国家尊严。经历辗转求学，1945年他考入国立交通大学，主修造船专业。

那时，他为自己改名“旭华”，寓意“旭日东升，中华荣光”，象征民族的崛起与希望。1949年毕业后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随后，黄旭华先后在上海军管会船舶建造处、上海招商局、上海港务局和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工作。1954年，凭借出色表现，他被组织选派参与苏联援助中国的舰船转让制造与仿制工作。

这期间，他与同事李世英相识相爱，1956年结为夫妻。黄旭华全身心投入科研，李世英十分支持他的远大抱负。

1957年，忙碌的他抽空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——黄义林和曾慎其，父母当时已年过六旬。久别重逢的温馨时刻，令黄旭华终生难忘。

然而，短暂停留三天后，他又匆匆返回工作岗位。离别时，母亲泪眼婆娑地说：“三儿，你从小远行求学，参加工作又常年在外，我们年纪大了，盼你多回家看看……”

黄旭华听后深感愧疚，承诺一定常回家看望父母。

可现实却是，从此1957年起，他整整30年未曾归家。期间与家人联系日渐稀少，家人不知他身处何地，生活如何。

起初家人还可通过书信联系，父母多次写信询问他的情况，但他回信寥寥，且绝不透露工作详情，只嘱咐家人照顾好自己。

后来，联系几乎断绝。多年未归，家中兄弟姐妹甚至开始埋怨他“不顾家、不孝顺”。

这三十年间，黄旭华的父亲去世，家人写信通知他回家奔丧，却未得到任何回复。

黄旭华后来回忆：“父亲去世时，我因工作繁忙及保密原因无法回家。家人只知道我在北京，有个信箱，但不清楚我所在单位和具体工作。”

他独自默默承受这份痛苦，未曾向组织提及父亲去世的消息。

有同事劝他：“请假回去吧！”

他却回答：“不能给组织添麻烦，工作重要，我自己扛着。”

那么，这三十年间，黄旭华究竟在做什么？他为何甘愿默默无闻奉献一生？

短暂探亲后不久，黄旭华被调往北京，未带行李，仅背着小背包。原以为会很快回上海，却被留在北京，且一干就是终身。

刚到新岗位，他便被告知将参与我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。上级领导提出三条严格要求：

一是要有干一辈子的心理准备，进来就不能出，即使犯错也不允许离开；

二是工作高度机密，绝不可泄露单位名、地点、性质和任务；

三是甘于奉献，默默无闻，甚至隐姓埋名，做无名英雄。

黄旭华将这三条要求牢记于心。

那时，全球对高科技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实行严密封锁。我国核潜艇研制几乎是从零开始。

黄旭华回忆：“起初我天真地认为，核潜艇不过是将常规潜艇中间切开，装上反应堆。后来才发现核潜艇是完全不同的复杂系统，除了反应堆和潜射导弹，还要解决许多配套技术难题。”

初期，我国曾期望苏联援助，赫鲁晓夫却嘲讽道：“中国想造核潜艇，简直是异想天开！”拒绝援助，并提议中国加入苏联舰队，提供港口和通信支持。

毛主席当面怒斥：“不援助算了，我们自己干！”并立下誓言：“核潜艇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！”

这誓言极大激励了包括黄旭华在内的科研人员。

他们提出“骑驴找马”的理念：虽无马，先骑驴前进；驴无，则迈腿上路，绝不停滞。

研制中，黄旭华团队遇到无数挑战。以计算为例，条件艰苦，他们用算盘和计算尺计算核潜艇的重力、浮力和动力。

核潜艇必须精确掌握重力和浮力关系，避免沉底或漂浮，且重心必须稳定，防止翻覆。

黄旭华回忆：“成千上万的数据我们手工计算，反复调整配重，常常动员多人夜以继日。不同小组的计算结果要一致，才能确认准确。”

此外，核潜艇内部空间有限，要布置上万件设备、仪器、阀门，连接管道、电缆，还要保证布局合理，便于维护，满足海军操作需求，难度极大。

在三十年的默默耕耘中，黄旭华和团队设计出水下阻力更小的水滴形潜艇，解决了操纵难题。

他们还攻克了65吨重陀螺的技术难题，不仅节省了空间，还使潜艇摇摆角、纵倾角、偏航角、升沉接近零。

1970年至1981年间，我国先后实现第一艘核潜艇下水，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海军，第一艘导弹核潜艇成功下水。我国成为继美、苏、英、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。

1974年8月1日建军节，中央军委宣布将我国首艘核潜艇命名为“长征一号”，正式编入海军。电视新闻播出时，黄旭华和科研人员欢呼拥抱，脸上绽放灿烂笑容，久久难忘。

黄旭华说：“从参与研制那天起，我就知道这是我一辈子的事业。”

有人问：“科学家通常公开课题，争相发表成果，而你们则越有成绩越隐蔽，适应吗？”

他答道：“完全适应，保守国家机密是公民义务，尤其是核潜艇项目，我更是党员！”

在科研的艰辛路上，黄旭华攻克重重难关，为核潜艇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他先后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、1982年国防科工委二等奖、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荣誉。

时光飞逝，30年过去。1987年，上海《文汇月刊》刊发了题为《赫赫而无名的人生》的黄旭华报告文学。因保密需要，文章用“黄总设计师”代替他的真实姓名。

文章一经发布，社会反响强烈，称赞“黄总设计师”对我国核潜艇研制的卓越贡献。

黄旭华看到文章后，思念起多年未见的家人，尤其是已过90岁的母亲曾慎其。

经过深思，他将这期《文汇月刊》装入大信封，寄回广东海丰老家。于是，文章开头的情景出现了——一位广东老人从杂志中得知失散三十年的儿子竟是国家功臣。

文中提及“黄总设计师”的妻子李世英，老人便确定这正是自己的三儿子黄旭华。

妹妹后来将母亲的那句“关于三儿的事，你们都要理解，谅解”转告黄旭华，令他泪流满面，感激家人默默支持。

之后，黄旭华百忙之中回乡，在父亲墓前长跪痛哭：“不孝的三儿来看您了！我相信您和母亲一定能理解和谅解我！”

有人问他：“忠孝难两全，你怎么理解？”

黄旭华答：“对国家的忠诚就是对父母最大的

发布于：天津市